我们除了读读那些东西外，还有就是写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是头等大事。我们不懂什么是修正主义、三家村，怎么批。不懂没关系，报纸广播里怎么批，我们就照葫芦画样。大字报不会写，可以抄啊。我们到淮海路，那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贴了揭，揭了再贴，墙壁是上是厚厚的一层。我们还到光明和比乐中学去抄，中学生的大字报对我们更有用些。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抄大字报，我的字就是那个时候写坏了。
回到学校，我们就去领毛笔、墨汁和纸张。这样，一篇篇超水平的大字报便纷纷出笼。墙上帖满了，我们在教室里拉满绳子，大字报像衣服一样凉着，把教室打扮得玲琅满目，有点像现在的圣诞晚会的装饰。我们还比赛，看谁的大字报写的长，字写得大，反正那些东西现在随便领，以前领两支粉笔都费劲。那是六六年的冬天，上海碰上了特大寒流，冷得像黑龙江，但停课闹革命却被我们闹得是热火朝天。
那时候，也不知是谁的规定，少先队员都成了“红小兵”，人人一杆红樱枪。学校也学起了部队编制，学校是团级，年级称连，班级就是一个排了。
那时中学生都搞起了“大串联”，免费游遍祖国大好河山。德明大哥六六年大串联到北京，八月十八号那天在**广场接受*主席的检阅。我们小学生人太小，不敢出远门。但我们不甘寂寞，就到公交车上去宣传毛泽*思想：背几段语录，再唱几首语录歌，我吹吹笛子，吹得最多的是
。有段时间，在公园门前排队候车的小学生比乘客还多。说白了，就是乘车不买票。
一天德明告诉我们，他大哥、二哥学校的学生都打过校长和老师。我们三个立刻警告他，不许他胡来，我们知道他的心思。虽然那时批评师道尊严甚嚣尘上，但书上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啊，打老师就像打自己的父母，你怎么下得了手。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因为
等古代小人书看多了，尊敬师长已根深蒂固。
运动最乱的时候，我们学校也斗过老师。不过斗归斗，我们学校从来没有对老师动过手，那全靠王校长治校有方。那天，有两个老师站到了台上，王校长首当其冲，另一个是后来教我们英语的陆老师。<!--PAG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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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们不知道她是教什么的，大字报揭露她里通外国。原来她是外国语学院的毕业生，还是什么校花，洋气十足。毕业时不肯去外地，赖在上海吃闲饭(是资产家庭)。她人长得漂亮不说，个子比一般的男人高半个头，她还嫌不够高，再加一双高跟鞋，穿得是花枝招展，整天在学校里走猫步。现在那些时装模特儿都是经过加工和化了妆的，比起我们那时先天美的陆老师真是差得太远了，她生不逢时啊。
王校长和陆老师都低着头认罪呢。批斗会开到**时，几个高年级的捣蛋鬼冲到台上，想揍几下陆老师，趁机楷楷她的油(调戏她)。只见王校长眼皮微微抬起，那几只刚刚伸出的拳头就像触了电似地缩了回去，他们从心底里惧怕王校长的目光。王校长那神奇而严厉的目光给了我们难以磨灭的印象。
这样折腾了一年有余，上面来了个精神，要“复课闹革命”了，就是要我们一边读书，一边闹革命。
又要上课了，可闹了那么一阵子，有几个人还想好好读书呢？读书苦啊。课是复了，文化课的份量却大大地减轻了，作业也少多了，再也不敢提什么课堂纪律，那是“智育第一”，压制革命学生。
那些不想读书的家伙都抢着坐最后一排，那里讲废话，玩东西，看小人书老师根本不管。还想读读书的同学都坐在到了前排，林媛更是一马当先，从最后一排坐到了第一排。在她的影响下，海伦和丽华都坐到了第一排，我和大铭也被拉了进去。
还有一点我不明白，就是复课后不久，学校里开设了英语课(以前只有中学才教外语)。外语不是资本主义那一套吗？为什么要在最革命的时候学呢？这是不是革命的需要？果然，马克思说过这样一句话：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
不知什么原因，大家对外语课都比较感兴趣，大概觉得它好玩。再就是陆老师人长得漂亮，她在讲台上一站，很吸引人的。当然，在班里要数我对英语最有热情。这要归功于我哥装的带有短波的半导体，我收到了北京电台的英语广播，还有就是北朝鲜的英语广播，里面女人的英语讲得非常动听。
后来，从小黄家的那架四波段半导体中，我们收到了**的“英语九百句”和bbc的英语课程。这样，我学英语的热情更大了。
在那个年代里，全校要数我们班读书最卖力。是周老师有办法，连骗带哄，想尽办法让我们多读书，她说知识总是有用的。那个时候，说这种话是要有点魄力的，现在才知道那全是金玉良言。在培养我们读书热情上，老师们是冒了很大的风险，下了很大的功夫，可谓是呕心沥血了。但总的来说，我们读书的劲头大不如前了。
就这样，大家希里糊涂混到了小学毕业。我们原来小学的同班同学都进了同一个中学，不久又编回到了同一个班。我们读中学的时候，正好碰上七一年和七二年所谓的“回潮”时期，就是学校开始抓教育质量了。特别是七二年小平复出，大力整顿教育系统。后来，这被称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 。<!--PAG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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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学，我们又碰到了最好的老师，我们班在全年级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我记得班主任丁老师变着法子让我们多读书，他说今后就是工农兵选送上大学也要文化考核。那时学数学，班里不少同学都自己先预习，我还专门去向教数学的张老师和朱老师请教后几章节的问题。这在今天看来跟本算不了什么，但在那时，这样做确实是要有一种动力的，而德明却认为我用功是为了逃避上山下乡，拿成绩当敲门砖，为今后上大学搭桥铺路。
七二年初，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恢复业余英语广播讲座。一时间，上海掀起了学外语的热潮，我也被卷了进去。
从那时开始，我就一直跟电台学英语。台里都是一些优秀的老师，其中就有我后来就读的上海师范学院的甘仪凤老师。我读完了初级班和中级班的课程，有了相当的英语基础之后，我开始寻觅更深的教材。我在教室下面的上海旧书店(淮海路、思南路)买到了整套的
，这在当时应该是大学课程了。
后来，学校老师告诉我，据他们所知，那时的学生中有两人在自学大学课程，一个是我，自学英语。另一个是林媛，自学微积分和其它大学课程。
那时候我们的前途迷茫，但大多数同学学习认真，因为我们坚信知识就是力量。我们学生还勇敢地走上讲台，交流自己学习方法和体会。小芬同学给大家讲了“工基” 中的磁力切割原理，我也羞羞答答到其它班级散播自己所谓的英语学习巧门。记得一次“农基”(农业基础知识。运动其间中学课本，覆盖生物、动物和植物学)考试，老师要求同学自己培养“九二零”赤霉菌(一种植物生长激素)，碰巧实验室的恒温箱坏了，大家就土法上马，把试管放在腋窝下保温，硬是培养出了菌种。一道“工基”题考试要求讲出高炭钢和低炭钢的区别，一个同学别出心裁地将低炭钢比作为条头糕，而把高炭钢则形容为脆麻花。当时我不明白他这么比喻的动机是什么，有什么高明之处，以为充其量也就是张冠李戴，牵强附会，生搬硬套。十年以后，我在大学教一篇英语课文时才恍然大悟。它讲的是一个外国的中学生，他举出许多例子，阐述了种种用气压仪测量教学楼高度的方法，偏偏不用老师教的标准答案，相当幽默。
虽然那时我们并没学到更多的文化课知识(和现在比)，但我们积极走出校门，广泛接触社会，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学校组织开门办学，参加社会实践，文化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在中学，我们既学工又学农还学军，毕业前夕我们参加了学商活动，去站柜台。亲身的经历，深刻的体会，使我们受益非浅，学到了许多课堂里根本学不到的东西，为我们今后走出校门踏上社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PAG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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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年姬鹏飞外长出访英国、法国、伊朗和巴基斯坦。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将其制成记录片：
，在全国放映，其热门程度远远超过当时罗马尼亚的进口电影，票子相当紧张。我和德明在红旗新闻电影院门口从吃中饭一直站到吃夜饭像讨饭一样等退票(五分一张，原价，那时没有黄牛)。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开场前五分钟，等到了两张票子。只记得进入红旗电影院，要经过一条很长的走廊才到达放映厅。
这是文割后，也可以说是解放后第一次让老百姓直观地了解西方社会。英国和法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多少知道一点，上海就曾被赞誉为东方的巴黎。但伊朗和巴基斯坦原本是贫穷国家，就这么短短的几年，他们的城市就建设得如此的美丽和现代化(和当时的大上海比)，真是触目惊心，让观众目瞪口呆，我们确实是大大的落后了。这影片给我触动很大，印象很深，有了一种冲动，萌发了以后一定要出去看一看的念头。
临近毕业，我们这一届迎来了征兵。那时的口号是：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上前线打仗不好说，但复员后回上海分个好工作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可以逃避上山下乡。所以大家兴奋得几天几夜睡不着觉，纷纷表决心，献忠心，决心书铺天盖地，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我和德明更是亢奋，饭吃不下，觉睡不着，热血沸腾，磨拳擦掌，尽忠报国的机会终于来了，就差一点咬手指写血书了。
但无情的现实给了我们当头一棒，粉碎了我们强烈美好的愿望，我一头栽倒在体检第一关(眼睛有点近视)。德明虽然过关斩将，但全班一个名额怎么轮得到他。丽华说他文化关没过，德明不服气，说凭他肚子里这点墨水，到部队里当个团参谋、文化干事绰绰有余。最后，福民戴上了大红花，把大家羡慕得要命，而他也激动得半死(他是硬挡插队)。福民根正苗红觉悟高，身体又棒，深得老师喜爱。
中学毕业时，按我的条件，我被分到了崇明农场。一开始，谁去农村插队，学校还上门敲敲锣鼓家生(什)，在门上贴一张大红喜报。可那不是什么喜事啊，在北火车站，每天都有哭得死去活来的人。所以到我们分配时，锣鼓不敲了，红喜报自己带回去，贴不贴随你的便。发下来的这张红喜报我就一直珍藏着。
阿婆知道后，就到学校去吵，说她是孤老太一个，她从小把我带大，相依为命，将来要靠我生活。
这样，我被留在了上海。分配在一所半工半读技校读书，学做女式服装。毕业后分在徐家汇的一家大型百货公司上班。
工作后不久，我在徐汇四中取得了所谓的高中补发文凭。两年后，我参加了全国高考，报考英语专业。当年就进入了上海师范学院外语系，成了班里年纪最大的一个学生。<!--PAG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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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我分到了一所上海大学的外语系任教。系领导十分重视培养我们年轻教师，送我到复旦旁听，并先后两次外出脱产进修，使自己的业务水平不断地提高，**年我晋升为讲师。
九三年我成了家，不久就有了儿子。九七年，为了实现自己的宿愿，举家技术移民英语国家新西兰。<!--PAG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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