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小黄的爸爸是总工程师，妈妈是总会计师，运动初期也受了点冲击。可他外公是上海一家大厂的老板，他的舅舅有的在香港，有的在台湾。那时造反派和红卫兵到处乱抄家，外公家被抄是免不了的。有一天，我在他家里看到了好几个大樟木箱，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宝贝。
几天后，它们就被送到了他爸爸青浦的朋友那里。造反派上门盘查时扑了个空，他们恼羞成怒，就把小黄妈收藏的世界名著统统撕毁，把他爸爸几张心爱的唱片全部砸烂。幸亏小黄机灵，顺手将一张夹在了废报纸里，那张有“星星嗦” 的唱片才幸免于难，被保存了下来。
那时候，读书没什么用，上面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有时他们也提“又红又专”，但他们要的是“红”，你一专，就会被说成是走“白专”道路。后来又出了个考试交“白卷”的。在这种形势下，他也就随起了大流。
他书读得不好，但对机械是越来越着迷，这是他的一大爱好。他不但会开“两用车”(比摩托车简单一点，那时候，两用车的拥有率远远要低于现在宝马和奔驰)，而且还能修。放暑假去他爸厂里玩，最感兴趣的就是机器，摆弄起来十分顺手和专业。厂里的老师傅都喜欢他，说他将来肯定是个八级技工。就是这一爱好，改变了他在农场和今后的命运。
不久，他阿哥分进了上海工厂，再过几年，就该轮到他姐姐去农村了。按这样推算，他就可以留在上海。可事不凑巧，他姐姐临分配时突然生了一场大病，需要休养一年，农村没去成。小黄爸找朋友，通路子，开证明，费尽周折，终于将她分在了街道工厂。这样一来，他就是硬档农村了，真是命运捉弄人。
轮到我们分配时，政策有了改变，已不强求中学毕业生去农村插队，但市属农场还是要去的。小黄爸只好再托人，想办法，给他联系到了奉贤的一个农场。他分在了大田班，就是种地的。
去农场前，德明要请一顿，为他饯行。钱怎么能叫德明一人出呢，我们都工作了(我分在一所技校读书，有生活津贴，每月十三块钱)，于是我们三人凑了三十块。太平桥的大新春饭店我们是不去的，嫌它档次不够，当然，高级饭店也没必要。经打听，我们找到了淮海路上的成都饭店，这是一家中档饭店。听人介绍，它的菜味道好，实惠而又不失档次。
我们慕名前往，它果然名不虚传。它的菜是又便宜又好，而且店堂也气派。像饭店的特色菜鱼香肉丝，中盆只要一块，而且是肉多和头少，我们叫了两盆。我们叫的家常菜有：糖醋小排一块两角，辣子鸡一块四角，清炒鱼块一元五角，炒虾仁一块八角。除此之外，我们还点了些川菜，十五块钱没用完，就上了满满的一桌。德明又要了一瓶高级绍兴花雕，一瓶白酒(我一直没明白，那时我们为什么不点啤酒)。这些菜我们怎么吃得完，当时又不兴打包。服务员告诉我们，饭店十点钟打烊，我们可以吃四个钟头。
从记事开始，一直到中学毕业，我们四个人在一起有十七个年头了，照上海人的**，我们几个就是“赤屁股朋友”(发小)。虽然有时也免不了要磕磕碰碰(主要在六六年后)，但我们一直是最好的朋友。大家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情同手足，视为知己。现在小黄要去农村，我们都有点依依不舍。
一喝酒，大家的话就多了起来。我们三个替他出主意，想办法尽快地调回上海(当时农场青年职工表现好，就能被抽调回上海工作)。我实在为他惋惜，他的手艺种地怎么用派得上用场。大铭说：“大田班好，只要苦干两、三年，就能上调，跳出苦海”。而德明却不这样认为：“叫你爸想想办法，通通路子，弄张证明，早点退回上海算了。”
接着我们又谈起了她们四个。说着说着，德明的眼泪下来了，我也不知道这眼泪是真还是假。借着酒劲，他吐露了我们共同的苦恼，也就是酒后吐真言：“照我讲，我们四个人福气一点也不好。” 我忙叫他不要讲触霉头的话。
“阿魏，要相信命。海伦我们就不说她了。你看，我好不容易赖在了上海，丽华却偏要去崇明。大铭和林媛都是硬档上海工矿，可林媛爱出风头，捞党票，去了黑龙江，走她的阳关道去了。小黄本应在上海，被他阿姐这么一搞，还不是去了农场。”
听了他的这番话，大家是长叹短吁，心里实在不知是什么滋味。还是大铭想得开：“来来，大家来干杯，祝小黄早日调回上海。再说我们走的也不是独木桥。”
席间，德明又要了一瓶绍兴花雕，是一杯又一杯，他把黄酒当碧绿春喝了。就这样，我们是吃吃讲讲，讲讲再吃吃，吃了三个多钟头，才把这一桌酒菜吃完。这时，饭店里只省下我们一桌了。最后，酒足饭饱的我们都因为酒而改变了脸的颜色。小黄的脸成了紫酱红，德明的脸像雪一样白。我的脸是什么颜色我不得而知，但肯定好看不到什么地方去。而大铭的脸色最好看，红光满面。
回家路上德明已是满口胡言乱语、奇谈怪论，分不清东西南北，幸亏有我和大铭架着。他虽已酩酊大醉，但表现出来的却是满腔热血，心潮澎湃，万丈豪情。小黄舌头发硬，两腿发飘，东歪西倒，步子踉跄，好在还能自己走路。我虽然很清醒，却第一次体会到了头晕眼花、头重脚轻，就是有点腾云驾雾的感觉，而且肚子里翻江倒海，海伦讲我是个酒鬼有点过了。本来我自恃有外公的遗传，就是所谓的内因，但本人缺乏实践，也就是外因不足。酒鬼对我来说只是徒有虚名，其实我是不胜酒力，毫无海量可言。而大铭却像一个久经沙场的战士，这点小酒无奈于他，他早就跟吴妈学出师了。
在农场，小黄什么活都卖力干，班长对他十分满意。
他在等待，坚信自己总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没多久，机会来了。那是在农忙“三抢”的时候，农场的几辆大型拖拉机不知是连日的超负荷运转，还是操作不当，都先后罢起了工。那正应了这句话，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农场机修队的那些人，只会做做保养，充其量也只能小修小补而已，碰到大问题，都是请上海拖拉机厂的老师傅来解决的。现在是农忙，维修量特别大。上海厂里传来了话，最快也要一星期后才能派人来。这星期正好轮到小黄的连队使用拖拉机，连长急得双脚跳，误了农时，就是误了他的政治前途。小黄找到了连长，问能不能让他看看这拖拉机。连长望着眼前这位来农场不到两个月的新职工，心里直打问号：这小子不会在瞎吹吧。不过，他还是将信将疑地把他带到了场部。
机耕队长打量着这位毛小伙子，对连长说：“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给我送来个白面书生(小黄人还没晒黑)？”
“让他试一试，死马当活马医，又不花你一分钱。”
小黄一上手，很快就找到了机械和电路故障的原因，另件坏了，他自己修(那些师傅也只会换换另件)，自己加工。他又是车工，又是电焊，把那些机修师傅都看傻了眼。他们怎么也不相信，眼前的这位新来的竟有如此的能耐。
只半天的功夫，那三、四台瘫痪了的拖拉机都动了起来。机耕队长把话扔给了他的连长：“拖拉机你可以开走，这个小青年得留下！”
从那以后，小黄就再也没有种过地。除了做机修，他还开起了大卡车，跑运输。后来凡是场办工厂要引进新机器，场部都是派他去培训，学习操作和维修。这样，他也能经常到上海走走，比上海的小青工还实惠(工作称心)。不过，这多少也拖了他上调的后腿。
就这样，他在农场一直干到他母亲退休，才顶替进了上海工厂。由于他技术好，加上他父母的关系，在厂里是如鱼得水，很快得到了重用。
周末他也经常跟他爸去青浦做“星期天”工程师，实际上就是凭自己的手艺外出兼职。后来，人家把他们介绍到了当时私人经济发源地的温州。在温州，他们的价值才得到了合理的体现。对他们的技术来说，那里才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私人经济给他上了生动的一课，他萌发了自己开公司，给自己打工，做老板的念头。
下海后，他开始做机械产品，他既做老板又跑外销，身兼数职。不久，他的产品打进了上海，后来又进入了香港，并进军欧洲市场。他常年在上海、温州和香港三地来回穿梭，忙的是不亦乐乎。当然，这年头忙就是好事。
他八五年结婚，次年有了一子。稍后又去香港定居。几年后，他太太又给他添了一个女儿。儿子中学还没毕业，就去了澳大利亚留学。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等儿子学成后，回来帮他管理自己辛辛苦苦创立起来的公司。
(八)
那该死的运动一开始，我们的生活就统统被打乱了。
我阿娘看到外面造反派、红卫兵冲冲杀杀，到处乱抄家，她说这是犯上作乱，要翻天了。阿娘身体本来就不好，加上这么一惊吓，便提早离开了人世。
本来，阿婆每月有生活费六十块。运动一来，香港的钱就断了。儿子是资本家，没有逃脱抄家和扫地出门的命运，被迫将她生活费一下子减到了每月十块(那时最低生活标准是每月八块)。阿婆大手大脚惯了，再说房钱和水电费每月就要五块，这十块钱她怎么够用。我父母商量后，决定给阿婆的每月十五块钱照旧，水电费全免，算是给她的生活费。我则和阿哥、阿妹到食堂吃饭。从那以后，阿婆就开始为了生计而带孩子。
我工作后，阿婆就不再带孩子了。我父母就以我的名义每月给阿婆二十五元生活费。在阿婆眼里，就是我和海伦在养她老了。逢年过节，阿婆带过的孩子都会带上他们的礼物来看望阿婆，看到这些成长起来的孩子，她有说不出的欢喜，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
六六年暑假前，新学年的课本刚发下没几天，就统统被学校收了回去，说里面有封、资、修的东西。等新学年我们再拿到书的时候，发现一些课文被贴掉了。
运动初期学校搞起了什么“停课闹革命”，因为上面说老师们在教室里放毒。放毒，放什么毒？我们怎么一个也没被毒倒。
那一天，周老师刚进教室，两个高年级的学生就跟了进来，手臂上还缠着红袖章，一副趾高气扬，得意忘形的丑样。他们在黑板前神气活现地指手划脚，周老师还没来得及阻止他们，其中的一个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很大的字：“停课闹革命”，后面还有三个感叹号。那字很蹩脚(差劲)，我敢说，我的蟹爬字也比他的强。写好字后，他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根本无视周老师的存在，扬长而去。周老师想在黑板上写什么，但她又不敢擦去那几个革命的字，稍微迟疑了一下，默不作声地走出了教室。
教室里一下子热闹起来，“停课了！” 也不知谁先叫了起来，接着一些人就跟着瞎起哄。一些同学跳上了登子，有的站在到桌子上，欢欣鼓舞，欢呼雀跃，上蹿下跳，手舞足蹈。他们终于不要读书了，开心啊，天亮了，解放了。徐敏睁大了眼睛看着我：“我不会留级了，是吗？” 我不知可否地点了点头。这时，我发现她的眼泪又要出来了。
书是不要读了，但学还是要上的，那是去干革命。升旗时，雄壮的国歌不奏了，用“东方红” 代替，还要连放三段，要一动不动站那么长时间真要有点内功。我们每天到校就是听听广播、读读报纸，再就是背背“老三篇”(
、
和
)。那天发
，当时称为请红宝书，学校里是锣鼓震天，可发到手里一看，那封面不是红的，是白皮简装本，大概工厂来不及印。过了几天，又发了个红套子，把宝书包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