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士在敌后拼死搏杀，浴血奋斗，后方的百姓却丝毫没有感激，只把军队看成可能给他们添乱的负担。
在如此的社会氛围下，民仇视军，军与民为敌，甚至民与民为敌，怎么可能不是一盘散沙。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实际历史中的悲剧也就不难理解了。
要求毛文龙这样的前线将士体谅后方，却从来不知道要后方要体谅前线官兵的痛苦。
这就是社会没动员，舆论没有发动起来的恶果。
现在顺天府的民间舆论已经大大改观。
他甚至觉得眼前这些乡民面目可憎，愚昧至极。
他说不清心中是悲哀，还是愤怒，还是觉得可笑。
内地百姓痛恨毛文龙把辽东难民转移过来。
至于理由，则是认为这些剃头的，难保里面没有后金奸细。
就算不是后金奸细，那盘踞东江的毛文龙也未必是好东西。
毛文龙自己不设法收留这些难民，把这么多难民放进到登州来。
光靠皇帝一个人在上面呕心沥血的维持，又怎么可能取得好的结果。
登莱一带从明朝的大后方，变成了大溃疡。
这一出一入，相差多少？
何其可悲，又何其可恨！
因为大部分明朝官员一直就觉得毛文龙的东江，不过是可有可无，空耗钱粮的赘疣。
明朝官员拼命主张裁减东江军队，认为军队多了就是负担。
结果被裁减下来，这些人最后还是当了兵。
民间财富损失换算白银恐怕四五千万两白银都不止了。
经过一年多明军围剿打击，最后叛军从海上带到后金的还有两万人。
孔有德、耿仲明这些在明朝被鄙视的东江中下层军官，只能带领一千多人的队伍。
这近十万人的队伍，就是在登州的辽东难民组成的。
原本明朝的官大多以为东江的兵疲弱不堪，不过是一群空吃军饷的草包而已。
结果叛军守登州，守了足足一年多，从崇祯四年一直守到崇祯六年初。
据他们说那些人都是建州鞑子地盘上逃出来，辗转海上千里，才来到登州的。
登州本地的乡民，对这些辽东难民都极厌恶。
这些人不但乞讨，还有偷东西，甚至抢劫财物的。
崇祯四年十一月的吴桥兵变，孔有德等人奉命带去支援关宁，带的不过只有区区一千明军。
军饷不足，士兵饥寒，因为抢了一只鸡的问题，整肃军纪，导致军队哗变。
但军变之后，他们打回登州，形成的叛军队伍，最高可达八九万人。
但其他地方却还和过去一样。
辽东百姓经历的痛苦如在地狱，内地民众却麻木隔阂，毫无所感。
以为和自己没关系，不但不同情，还反而嫌弃厌恶对方添乱。
而与此同时官员文人们却还在一个劲指责毛文龙不解散辽东难民，群聚在岛上，故意以此索求军饷，耗费朝廷钱财。
完全相反的指责，能同时加在一个人头上。
大敌当前，大部分人却还如在梦中，都想着自己方便。
害得登州不得安生，就可见不是好东西。
这些剃发辽民涌入登州，万一作为毛文龙内应，抢占登州做地盘，那也可怕。
朱由检听着这些乡民抱怨，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却很不平静。
明末许多官员的行为逻辑就是省钱，省钱。
他们认为省钱就能减轻百姓负担。
结果省到最后，又何尝省钱？
只不过从打击建虏的兵，变成打明朝的兵了。
明朝官员心心念念的东江移镇，以为东江的兵在海上没用，移到其他地方才有用。
结果就是把本来打击后金的力量生生变成了打击自己的力量。
到了后金那边，却被封王。
真是天差地别的待遇。
后金对毛文龙的东江部下的重视程度在明朝官员那里，一定是难以理解的。
明军死活就是打不下来。
不得不辛酸承认这些东江兵将能力强的出乎意料：“诸贼久在关外谙习历练，城守事事有法。”
期间叛军还四处出击，各处烧杀劫掠，搅得一片狼藉。
官府抓不胜抓。
有些偷东西的，被乡民抓住活活打死，官府也听之任之。
乡民述说的时候，都认为官府应该把这些难民尽快弄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