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超看上去身体很好，是什么病，竟然拖了这么久才痊愈？他只字未提。
信的最后，杨超问，“你还会来龙坟山吗？盼回。”
苏文彬第二天就给他回了信，“我想我能找到办法。”
他试了试坐在左边——这样更接近平时摆放热水瓶的位置——然后起身去够到热水瓶，往茶壶里倒入热水。
他又坐回椅子里，盯着灯泡看了几分钟，直到视野有些眩晕了。
苏文彬往两个茶杯里都倒满了茶。
“月底。你信上说的那些，挺有意思，跟讲故事似的，到时候——”
“到时候我带你转转，海东发展得很好。”
“嗯，”杨超在电话那头笑了笑，“那就这么说定了，我挂了，后面的人催我了。”
“是……用你夹胸口上那钢笔写的么？”
苏文彬讶异于杨超竟然记得他习惯在胸口的口袋上夹钢笔这个细节。这个问题稀松平常，却又那么奇怪。
“不……不是，是另一支钢笔，”他又再次问，“杨超，你有什么事么？”
苏文彬也在其中。他还穿着秋天时那件灰色的夹克衫，胸口夹着钢笔。
勘测小组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们没有在县城的饭馆停留，一个个都饥肠辘辘。这个点，睡得早的都歇了，再生火起灶也不现实，村支书就近敲了几家门问谁方便准备些吃的。
一碗汤面掺着肥瘦相间的肉丝，第一个放到苏文彬面前，码着切得细细密密的咸菜看着就很爽口。
“我是杨超。”
“哦、哦，杨超，你好。”
“诶。”
那个春天，海东格外潮湿。细密的春雨蒸腾着午间乍暖还寒的热气，宛如执笔写信的人手心的汗。
龙坟山位于内陆高原，是没有这样绵绵的春雨的，而这个春夏之交，从海洋吹来的东风却也没吝啬那一点湿润。
俩月前新上任的村支书热情招待了地质研究所的勘测队伍，一共四人。
在月底之前，他常常不经意地重复做这件事，可是月底过了，杨超并没有来。
二月中旬，苏文彬再次收到了杨超的信，信里说他病了一场，这两天才刚刚好全，“所以就不去海东了”。
苏文彬心里紧了一下，随即空落落的，马上又被担心填满了。
苏文彬也笑了。
他推了推眼镜，回到会议室继续和同事讨论起来，抛出几个问题，同事被他问得哑口无言，指指他胸口的钢笔，说不愧是名师出高徒。
回到宿舍，苏文彬将本来就井井有条的房间收拾得更加一尘不染，在两张椅子中间摆上一个茶壶，两只瓷杯。
“我在海东有个远房亲戚，知道我爸妈的事了，叫我坐火车过去住一段时间。正好还没开春，不那么忙，我……”
不知道是记忆失真，还是电话线传来的声音失真，杨超的声音有些哑，似乎不像苏文彬记得的那么洪亮。
“具体什么时候？”苏文彬问。
“欢迎。”
苏文彬抬起头，在氤氲水汽里看到了杨超。
“你……有什么事吗？”苏文彬在狭小的秘书室里压抑着喘气声，看着被掀开的电话罩布转移注意力，“我给你回的信，你收到了吗？”
“看了，”杨超说，“你的字真好看，秀气，又清楚。”
“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