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怪周楠风第一反应是硬生生站着扛打，敢情是报警了也没人管啊。
“不抓到人，下次他们还会来的。”我盯着刺进手背的那根细针，“让护士来把针拔了，不用输液了，我要去警察局。”
“小少爷，你这儿又不久待，南山别墅我会联系人加强安保的，何必去趟这个浑水。”吴姨语气有点着急，“你这一去，立了案留了你的名字，许先生一查不就知道你在哪儿了吗！”
“没，就是让他们跑了。这小周也是，怎么能带你去那种地方。”
“是我自己要去的。”我打断了吴姨的话，平静地说，“是我先动手的，我先用花盆砸了那杂碎的鼻子。”
“这...”吴姨显然被我的话搞转向了，“不是小周和人起冲突吗？他都跟我讲清楚了。”
我一点儿没有报复的快感，相反，深夜的乡镇医院安静得可怕，与地面撞击后的额角隐隐地钝痛，我没来由地感到孤独。
“先不要告诉我母亲。”我说。
吴姨几不可闻地松了口气，如蒙大赦地点点头。
消毒水味儿刺得我鼻腔泛酸，不知道是葡萄糖还是生理盐水混着药物通过静脉流进身体。
我承认，我一直不睁开眼确是因为身体难受，但这是极小部分的原因，更多的是，我想给周楠风一点颜色。叫他看看，谁才是他的雇主，他应该取悦的对象。
为了他，我不止一次松口向母亲提要求，让她帮忙解决周楠风的债务问题。以此作为条件，乖乖待在这个破败不堪无药可救的边陲小镇这么久，我踏马大可趁机溜回北京，就算许连明那里待不下去，我也能找个朋友躲在他家，每天照旧灯火酒绿、歌舞升平。
“啊，”吴姨意识到自己多了嘴，赶紧打住，“这件事交给我，我会处理好的。少爷，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我才恍然想起，我到这里是来躲我父亲许连明的。至于为什么躲他，我大概也能猜到一二，我们这类因为生意和家族双方利益组成的家庭，一旦筹划着破裂，就少不了争房产抢股权等一系列的戏码。
我现在不想想这些事，我踏马快要被周楠风的窝囊样给烦死了。
“是我。”我重复。
“哎哟，我的小少爷。”吴姨吸了口气，“你见到警察可千万别这样说。我也算跟着太太见过些事儿，今天听那报警的小姑娘说，出警的时候，警笛老远就拉响了，车子还没挺稳人听见声儿就跑了。到了地方，也不说去追人。还没抓着人就说是互殴，撂下一句找着人再调解就走了。”
果然。
睁眼发现自己还躺在这条件简陋的病房时，我就知道，她还没告诉母亲。一方面是不敢，一方面肯定是医院检查后发现我确实没什么大问题。
“刚有个警察说要来做笔录。”吴姨试探着说，“我这边给打发走了。”
“那几个人呢？抓住了？”
人是活的，我也不是个死物，把我扔哪儿我就乖乖待哪儿。
他不会天真成这样，以为利滚利滚利的高利贷能够这么轻易还清？要不是我母亲家族黑的白的都沾点关系，天南海北都能牵线打个招呼，就算给周楠风多几倍的工资，他都填不满高利贷的天坑。
淡黄色透明的液体一滴一滴在药管子里低下，像计时的沙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