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那部分（本章未完，请翻页）
请收藏本站：
例如前唐武德时期，李渊大肆封赏士族、功臣、宗王，致使前唐中央地方机构臃肿，“冗官”之势愈演愈烈。
至于为何前唐最后未产生“冗官”恶政，在于李渊有个好儿子。
唐太宗登基后，第一件德政便是“精简机构，裁汰冗员”。
政事堂、枢密院、礼部都能参与国家外交一事，在三大部门已然臃肿的同时，鸿胪寺的建制还未废除。
另除去国家外交外，民政、军政、财政、司法等方面，亦基本上是这一种情况。
这种趋势不断演变，再有着前世宋代皇帝的“分散事权”措施的大力催化，遂导致“冗官”恶政的彻底形成。
建隆新政，秉承的宗旨是“革故鼎新”。
鼎新方面，主要是在潞州中陆续开展，以稳健为主。
至于革故，在于革除五代遗留的各处弊政。
在唐太宗的裁汰下，唐朝中央机构官员从数千人降至数百人！
罢官削爵者，数不数胜。
这一德政，于国于民有利，却引起了许多既得利益者的反对。
“冗官”的趋势，赵匡胤并非不知。
然这一趋势，是乱世中必然会产生的结果。
因乱世纷争不休，帝王需要大量官职来拉拢人心，更需要不断分权维护皇权统治。
前世大宋“冗官”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宋代皇帝大力分散事权，另一方面在于大宋继承的基本盘并不好。
“冗官”之败，在五代中就有趋势存在。
例如国家外交一事，通常是由鸿胪寺主管，但五代中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