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一次的灵济宫会议上，申时行才意识到，在广袤的大明土地上，并不都是江南，很多地方依然排斥工商，将从事工商当做（本章未完，请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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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这一点，有着无数的理论建设，甚至工商业者卑贱这种带有职业歧视的理论，都已经发展到十分成熟完备的地步。
比如申时行这样的官户，就算是要开办工坊，一般也会托寄在宗族名下，很少会直接下场办工坊的。
商人就算是做到了皇商，同样被当官的看不起。
如果取消这些户籍的限制，让匠户、灶户和乐户随意任职，他们必然会搅乱社会风气。
也有江南的士大夫站出来，讲述江南地区农民放弃农耕，进城从事丝绵纺织业，这是扰乱了原本社会秩序。
还有贤良文学在灵济宫大会上呼吁，要重新恢复西周的井田制度，让百姓都留在土地上农耕，这样社会才会回到上古淳朴的社会氛围中。
当然，这种社会氛围在工商业发达的江南地区早已经松动，就连朱元璋定下的工匠商人不得穿丝绸的禁令，在江南也已经名存实亡。
那些有钱的工坊主，在丝绸的衣服上扣上一根麻绳，就当做自己套了麻衣，官府也不会管。
所以申时行在京师后，并没有认为这是个问题。
听了一天讲的申时行，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话题会从取消贱籍歪到了“重农抑商”上去了。
申时行的妻家就是苏州府的棉纺大户，他也听不惯那些打压工商的论调，可是偏偏又提不出什么反对的话。
没办法，重农抑商几乎是封建时代的千年国策了。